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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密钥》： 论明夷卦六五“箕子”之歧义

【提要】辨析尚秉和统论赵宾、刘向、荀爽、惠栋关于明夷卦六五“箕子”的异说，兼论孟喜“改师法”的是与非。一、关于尚秉和训明夷卦六五“箕子”为商纣王之辨析尚秉和认为明夷卦《彖传》的“箕子”是纣诸父（叔父）箕子，但是他却把六五爻辞中的“箕子”认定是商纣王，尚秉和《周易尚氏学总论》云：明夷六五之箕子，与《彖传》之箕子，绝对不同。《彖传》之箕子，纣臣也。六五之箕子，则赵宾读为荄兹，刘向、荀爽读为荄滋，王弼读为其兹，蜀才读为其子，而《焦氏易林》则读为孩子。孩子指纣，与《论衡》读微子之刻子为孩子同也。(古亥音皆音喜，皆与箕音通)且以六五之君位，而使纣臣居之可乎？马融知其不可，以箕子演畴，有帝王之德为解。然何以解于“箕子之明夷”？《彖传》谓箕子晦其明。今谓箕子明夷，则竟不明矣。尚秉和的主要论据是（《周易尚氏学·卷十·明夷》）：1.“箕子”与“孩子”的读音相同：宋吴棫《韵补》云：古亥字音喜，亦音其。按亥字既读为其，则其字必读为亥。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：爨萁燧火。高诱注：萁读为该备之该。即爨该燧火也。萁既读为该，于是亥、孩、刻、荄，与其、箕常通用。2.纣王为“孩子”：《书·微子》：“我旧云刻子”，《论衡》作：“我旧云孩子”。孩子谓纣，言久知其愚蒙昏愦也。是应为孩子，而作刻子。3.六五是天子位：六五天子位，孩子之明夷，谓纣昏蒙，惟其指纣。以上三点，最关键的是第二点纣王为“孩子”，《尚书·微子》的“刻子”和《论衡》的“孩子”果真是指纣王吗？王充《论衡·本性篇》说：孟子作《性善》之篇，以为“人性皆善，及其不善，物乱之也”。谓人生於天地，皆禀善性，长大与物交接者，放纵悖乱，不善日以生矣。若孟子之言，人幼小之时，无有不善也。微子曰“我旧云孩子，王子不出。”纣为孩子时，微子睹其不善之性。性恶不出众庶，长大为乱不变，故云也。这里王充认为“孩子”是指纣王为孩子时，并非是纣王的名字是“孩子”。叶惠兰《〈尚书〉微子篇“诏王子出迪，我旧云刻子”之“刻”字字义商榷》一文把“我旧云刻子”之“刻”字历代训解综合分类如下：刻，病也。《尚书注疏及补正》。汉·孔安国传、唐·孔颖达疏。刻，侵刻也。《经典释文》引马融说。唐·陆德明。刻，害也。《书集传》。宋·蔡沈撰。刻，害也。《尚书全解》。宋·林之奇。刻，害也。《尚书辑录纂注》。元·董鼎。刻，害也。《书经会解》。明·张治具。刻，害也。《尚书后案》。清·王鸣盛。刻，害也。《尚书句解》。元·朱祖义。刻，害也。《书经注释》。瑞典·高本汉。刻，害也。《尚书释义》。民国·屈万里。刻，雕琢也。《书古文训》。宋·薛季宣。刻，克也，有杀义。《尚书集释》。民国·屈万里。刻，损减也。《尚书正譌》。民国·赵延早。刻，亥也。《尚书今古文考证》。清·庄述祖。刻，责也。《尚书故》。清·吴汝纶。刻，克也，犹肩任也。《尚书古注便读》。清·朱骏声。刻，克子，谓克尽子道之子也。《尚书覈诂》。民国·杨筠如。刻，孩也。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。清·孙星衍。刻，孩也。《今文尚书考証》。清·皮锡瑞。刻，孩也。《尚书集注音疏》。清·江声。刻，孩也。《尚书考辨》。清·宋鉴。刻，即孩子，即指箕子。《书经弘道》。民国·廖平。刻，箕子也。《尚书补疏》。清·焦循。刻，箕子也。《尚书骈枝》。清·孙诒让。刻，箕子也。《尚书新证》。民国·于省吾。刻，箕子也。《尚书正读》。民国·曾运乾。刻，箕子也。《尚书商书研究》。民国·陈正香。刻，箕子也。《今古文尚书全译》。民国·江灏、钱武。可见，自古迄今，除了尚秉和一人外，还没有第二个人训“孩子”为纣王的，相反近代学者已逐渐倾向于训“刻子”为箕子，这使得明夷卦六五“箕子”是纣王叔父的身份更加确定了。有趣的是，尚秉和在《周易尚氏学·卷十》明夷卦六五的解读中，不知不觉地已认同“孩子即箕子”：《墨子·非攻》篇：“纣播弃黎老，贼诛孩子”，是孩子即箕子。古之所谓诛，不尽是杀。贼诛孩子，即幽囚箕子也。是应为箕子而作孩子。故此处六五之箕子，汉赵宾又作荄兹。夫墨子以孩子作箕子。这就是说，只要找不到“孩子”是纣王的依据，则赵宾读荄兹，刘向、荀爽读荄滋，王弼读其兹，蜀才读其子，都是纣王叔父“箕子”的假借。尚秉和的论证结果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反证：明夷六五之箕子即是《彖传》之箕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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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赵宾（孟喜）、惠栋的明夷卦六五“箕子”释读尚秉和《焦氏易诂卷十·明夷六五易林箕子之确诂》最后说：惠定宇于此爻历史，辨之綦详，有功先儒，嘉惠后学。惟不知震为萌芽为胎为孕。故不知荄滋之象，乃读荄滋为亥子。易明言天干则有之，言十二辰则未见也。尚秉和在赞扬惠栋考证“箕子”二字原作“亥子”后，又指出惠栋的失误，言《周易》文字有天干无地支，古读“亥子”不圆满。惠栋训“箕子”为“亥子”如下（《周易述》）：“其”与“亥”“子”与“兹” ，字异而音义同。……五本坤也，坤终於亥，乾出於子，用晦而明，明不可息，故曰其子之明夷。明夷反晋，晋，昼也；明夷，晦也。以十二辰言之，七日来复， 则当子；以十日言之，自暗复明，则当旦。“坤终於亥，乾出於子”，这是指十二辟卦，坤卦为十月，阴气之终最盛，然后就是十一月复卦为阳气之始（即乾阳出於子），还可以理解为亥时为晦夜之终，子时为明日之始。惠栋的解读有个致命的缺陷，十二辟卦或属于《归藏》体例，并非《周易》体例，《周易》成书时期也没有使用十二时辰之制，而是使用分段纪时制度，故“坤终於亥，乾出於子”其说无证。《周易》古经中的时称有“朝、日中、昃、莫夜、夕、夙”，《诗经》中的时称有“东方未明、会朝、日之方中、昏、夕、宵”，《尚书》中的时称有“昧爽、朝、日中、昃”。惠栋的解读，当是受了汉赵宾的启发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称：蜀人赵宾好小数书，后为《易》，饰《易》文，以为“箕子明夷，阴阳气亡箕子。箕子者，万物方荄兹也。”宾持论巧慧，《易》家不能难，皆曰非古法也。云受（授）孟喜，喜为名（称扬）之。后宾死，莫能持其说，喜因不肯仞（承认），以此不见信（伸）。……博士缺，众人荐喜。上闻喜改师法，遂不用喜。赵宾当时使用了阴阳术数理论论证“箕子”为“荄兹”，虽然不是《周易》体例的古法，但当时的《易》学家又不能驳倒他。赵宾与孟喜为师徒关系，“云受（授）孟喜，喜为名（称扬）之”，但是赵宾的释读不符合孟喜卦气理论，明夷卦在八月寒露、霜降之间，故赵宾之所谓“阴阳气无”或“万物荄茲”与卦气没有什么联系。这里显然也不符合《乾凿度》的八卦卦气（乾制之于西北方，位在十月。坎藏之于北方，位在十一月。）笔者试以《说文》推之（《说文》引孟喜《易》，或有赵宾、孟喜的思路）：《说文》：“亥，荄也。十月，微阳起，接盛阴。”“子，十一月，阳气动，万物滋。”赵宾以离为日表示阳气，坤为纯阴，明夷卦下离上坤，阳气被纯阴抑制，故曰“阴，阳气亡：箕子”，盛阴即坤卦，相当于十月，即亥月，荄也。盛极则衰，故阳气动，相当于冬至一阳生，是十一月，子月，滋也。故曰荄兹。赵宾的思路当与十二辟卦有关，窃以为十二辟卦属于《归藏》体例，《周易》并未采之。所谓“《易》家不能难，皆曰非古法也”当是指赵宾的解读不属于《周易》传统体例，但是谁也没有资格推翻十二辟卦这类象数理论。赵宾在世时孟喜称扬之，当赵宾去世以后，孟喜又不承认赵宾的学说，这说明孟喜也自知十二辟卦非《周易》“古法”。但孟喜掺杂阴阳术数的习惯没有改变，故“上闻喜改师法，遂不用喜。”由于孟喜不维护《周易》道统而失去了官禄，但他是在传播《周易》道统的同时兼为弟子们传承了卦气思想，卦气是阴阳历法与《易》结合的产物，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所以我们后人仍要纪念他。补记近读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9年03期，学者梁韦弦刊文——《关于<易·明夷>六五爻辞之“箕子”的异说》，该文根据《明夷》卦爻辞和《彖》《象》二传的文义及文献相关记载，论证尚氏之说不能成立。文中说：指“箕子”为纣与《彖》《象》二传文义不合。就《明夷》六五爻辞与《彖》《象》二传的关系来看，《明夷》经文中只有六五爻辞说到了箕子，故《彖传》所说的箕子一定是就六五爻辞说的，或者说《彖传》说的箕子就是六五爻辞说的箕子。《明夷》的《彖传》云：“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，文王以之。利艰贞，晦其明也。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” 六五的爻辞说“箕子之明夷，利贞”，《彖传》说到卦辞的“利艰贞”；六五的《象传》说到“箕子之贞，明不可息也”，《彖传》讲晦其明也。可见，《彖传》说的“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” ，说的就是六五爻辞讲的箕子。这是从卦爻辞与《彖》《象》二传的语言联系上来看。如果从事实的逻辑上说，假设如尚先生所说六五爻辞之“箕子之明夷，利贞”是指纣说的，那么“利贞”又是何义?如果说纣能“内难而能正其志”，这显然与事实不合。如果说这是劝诫之辞，按尚先生的说法则应是告诫纣的。《周易》是周人的东西，而周文王会去告诫纣吗?文王的“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”，本就是养纣之晦而图之的。而且，从《尚书·微子》和《史记·殷本纪》、《宋微子世家》来看，比干谏死，箕子为奴，纣之恶显然是无可救药的，以周文王的智慧，会去作这种无足轻重，不明不白的劝诫吗?就尚先生“惟其指纣，故《彖传》推及于文王、箕子。不然，《彖传》之箕子，胡以无一异读哉”的疑问来说，经传之关系，本是经文先有，经文之箕子有异文而《彖》《象》二传皆作箕子而无异文，这只能说明《易传》的作者知道六五爻辞箕子虽有异文而实皆为箕子，说明不了别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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